第43章 道德的大宋
张载一直紧张地打量疑似太子的曹暾。
曹暾年纪颇小了些， 这个年纪应该刚启蒙，他能听得懂我说的话吗？
范仲淹假装没发现张载的打量，如一位普通访友的老书生一样， 很自然地加入这几位年轻人中， 引导他们从讨论儒经， 变成讨论家乡民情。
范育的族叔和张载一样是陕西人，程颐的姑父是洛阳人。
他们先聊风俗民情，不自觉就聊起了宋夏战争时的艰难。
此时大宋的边疆在陕西路， 治所在京兆府，即长安。
宋夏战争时，朝廷临时增设永兴军路、鄜延路、环庆路、秦凤路、泾原路五路， 但这只是战时状态。秦凤路正式分离出来成为新的边塞，是在宋神宗熙宁年间的事。
所以范育的族叔和张载仍旧自认是边民， 都很忧虑宋夏边疆争端。他们想一劳永逸结束宋夏战争， 却又恐惧战争时陕西路繁重的税收和徭役。
但两人都不相信给西夏赐岁币就能解决西夏争端。虽然大的战争没有了，但西夏绝对会持续劫掠边塞，陕西路的百姓仍旧水深火热。
洛阳则是中原腹地，战争的阴云没有笼罩在他们头上。如果西夏只是零星劫掠，代价只是陕西路一地承担。但如果宋夏爆发大的战争， 那么洛阳所在的河南府就要提供民夫了。因此程颐的姑父认可朝廷的做法，只要西夏不大举进攻宋境， 损失点岁币不算什么。
三人激烈讨论，如果不是在场有小辈，他们都要打起来了。
范仲淹制止住他们的争吵， 问孩子们道：“你们如何想？”
程颐困惑地看向范仲淹。
表叔是很自傲的人， 他不明白为何这位没听过名声的老书生会掌控了话题的主导权， 表叔竟然还任由他掌控？
程颐思索。今天表叔在朱姓书生来之前一直心神不宁， 且明显早起沐浴更衣过。表叔难道一直在等这位朱姓书生？
他不知道朱姓书生的来历，但表叔这番表现，让程颐心里有了计较。表叔敬佩的人，恐怕身份不一般。
程颐提起十二分的精神，斟酌了一下字句，道：“兵出须有名，昔日拓跋元昊叛宋，知曲之在己，不愿对宋用兵。盖边臣忽视道德，出兵挑衅元昊，曲在大宋，元昊始出兵。只要君臣上下坚守道德，分辨曲直。爱惜民命，屈己安民，才为良策。”
他见诸位长辈都向他报以鼓励的神色，心中稍定，继续详细阐述自己对战争的思考。
范仲淹看着程颐，心中叹气。
程颐没有看出范仲淹眼神的复杂。
程颐虽然年少聪颖，对未来的道路已经有了初步的规划，但他毕竟还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还未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所言皆是当今主流思想。
这是许多“庆历君子”的想法。所谓“爱惜民命，屈己安民”正是范仲淹的好友石介的话。
大宋的主流思想是将礼仪道德作为划分强盛的标准，只要大宋坚持礼仪道德，就能优于其他国家。
宋人还坚持相信，别人也会遵循自己这一套道德规则。曹暾暗自在心底翻了个白眼。元祐弃地就是基于这个理由。因为大宋礼仪道德比西夏高尚，对西夏有绝对的高下之分，所以不能对西夏用兵，用兵就是道德错误。
朝廷割地求和很常见。后世者虽然悲愤，但能理解其中逻辑。
大部分割地是打不过所以暂时绥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期盼亡国的时候自己已经死了；小部分弃地是管理成本太高，比如许多王朝中期都会收缩边疆，放弃西域或者南疆。
后世不了解大宋的人，以为大宋割地也是出于这两个缘由。
南宋的割地，和神宗年间讨论是否放弃灵州，确实是出于以上两个缘由，但哲宗元祐期间的弃地不完全是。
虽然元祐弃地也有经济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元祐旧党认为大宋是君子，要对熙宁新政全面拨乱反正。
他们认为宋神宗和王安石在边疆上的战果是“逐利”，是不道德的。大宋要重新变得有道德。
简单来说，他们将大宋这个国家拟人化了。他们希望大宋是完美的道德君子，并认为其他“小人”（西夏）和“强人”（大辽）会看见道德君子就自惭形秽，被其感化，从此与君子交好，君子就不用担心再被人抢被人揍了。
正因如此，元祐年间，西夏对大宋已经连年失利，不构成对大宋的威胁，也没有向大宋索要失地。但主张弃地的元祐大臣，如韩维认为，大宋占据“西夏的领土”缺乏合理性，应该把“西夏的领土”还给西夏，这样大宋才是修德修仁的道德君子。
司马光也认为，由于西夏主动攻打大宋不讲礼仪，大宋才更要彰显高尚的礼仪。西夏并未提出让大宋还地的要求，大宋仍可主动宣布还地。西夏得到意料之外的赏赐，一定会感恩戴德，世代臣服。
还有大臣，如范纯仁和苏辙认为，直接强迫西夏接受还地，也是逼迫西夏，是不道德、不合礼仪的。他们应暗示西夏来索要土地，然后以还地为基础与西夏签订新的和平协约。这样大宋就站在道德和礼仪的制高点。西夏再有奸谋，就会“人神共愤”，自取灭亡。
也正因如此，当大宋给西夏送地，西夏和青唐以为大宋衰弱而举兵犯境时，元祐大臣没有提议整备兵戈、重修堡城，而是提议在边塞张贴榜文，细细阐明哲宗继位后对西夏的各种恩赐。西夏国主就会感到惭愧和敬畏，无法号令下属，大宋必取全盛。
更正因如此，种谊、范育等人将西夏与青唐打退后，苏辙才会要求罢免种谊、范育等人，认为他们抗击西夏和青唐打过了头，打到了西夏境内，夺取了西夏的土地，让大宋陷入了道德困境。
他指责朝中支持种谊的人背弃儒者所学，贪小利而失信夏人。此次战争“夏人引兵十万，直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作过，专于所争处杀人”，是“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大宋应该继续割让兰州，以重新站回道德的制高点上。
而以上关于割地求和便能永保和平的提议和执行，都在大宋内部讨论，没有和西夏进行任何谈判商定。大宋以为自己道德了，西夏就一定会遵循自己的道德。
割让四寨给西夏的决定，大宋甚至是以“下诏”的方式直接“施恩”西夏，命令西夏拿了地就别再起争端。等西夏拿了地后继续攻打大宋，大宋高太后和元祐大臣就跳着脚破防，觉得西夏人你咋这么不道德。
然后呢，西夏人不道德，大宋人就要更道德，循环往复了。
从后世人，尤其是现代人的三观来看，仿佛在看一种不可名状之物。
可在当时看来，司马光、苏辙等人的主张才是主流思想，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是重“正名”而轻“小利”。他们并不是“卖国求荣”，擅起兵事的才是“卖国求荣”。
自宋太宗北伐失利之后，整个大宋从朝堂到士林之间的风气就转向了病态地恪守国家的道德。宋人比起军事更重道德，因道德和礼仪而自信。辽国打了胜仗，但他们是不道德的，所以大宋仍旧强于辽国。
发展到宋仁宗时，整个国家主流思想已经异化到了连大宋打了胜仗，因为大宋不道德，所以大宋仍旧输了的论调。
曹暾对司马光、苏辙等人没有太大恶感，也是因为如此。
宋高宗、秦桧，以及后世的卖国者是知晓对错，知道自己在卖国，他们的行为就是奔着犯错去的。他们自己都知道自己是罪人。
而元祐党人则是延续宋太宗以来的宋儒和大宋朝廷的主流观点。当时整个大宋就是以此为道德准则，整个社会都认为他们才是正义的一方——其实一些庆历君子的思想和他们差不多，只是没有付诸实践。
曹暾不尊重，但理解，知道他们是历史局限性，倒不是真的坏。
程颐还在侃侃而谈，说的都是大宋如今主流的陈词滥调。
不过因为大宋没赢，所以他倒是没有说大宋赢了也不道德，只说西夏人赢了大宋不道德，所以大宋还是比西夏强。
在场的人频频颔首，即使是张载等长安边民，也没有对程颐的话有任何异议。
曹暾看向范仲淹。
夫子的神色倒是有些复杂。奇了怪了，元祐弃地的支持者范纯仁和范纯粹都是夫子的儿子。他们受夫子言传身教，所言所行不该是夫子所思所想吗？
唉嘛，整个大宋就是这样子啦。
所以曹暾即使有可能当上大宋皇帝，他也没有任何干劲。
区区一个皇帝，还想改变整个大宋百年风气？祖宗之法警告！
摆了。
曹暾假装自己年幼体弱，坐不住了，往范仲淹身上一靠。他两眼迷蒙，开始发呆。
程颐见曹暾坐歪了，止住话头，温和道：“可是我的话让你无聊了？”
曹暾非常不客气地点头：“我年幼，听不太懂，困了。”
程颐：“……”这厮好不礼貌！
张载略带慌张地看向范仲淹。
范仲淹却没有批评曹暾，而是担忧地将曹暾抱到怀里：“可是累了？累了我们就先回家休息。”
曹暾摇头：“不累，只是我刚启蒙没几年，听不太懂。”
范仲淹：“……”以你的年岁，就是从出生起就开始启蒙，也叫启蒙没几年。
范育见有人打头阵，开心地释放了自己的哈欠。
他掩着嘴道：“是、是啊，我也刚启蒙，听不懂。头好晕。”
程颐：“……”无知顽童真讨厌！
程颐虽然有点不开心，但也没生气。他知道自己说得很深奥，不是顽童能听懂的内容。他说给在场长辈听的，又不是给顽童听的。
不过自己一人说了太久，似乎有些不合规矩。程颐反思后，起身对曹暾和范育作揖道：“是我太激动，说太多了。”
曹暾摇头道：“不是兄长的错，是我无知。”
范育跟从道：“啊，对！”
程颐瞥了一眼范育，心里默念，这是顽童，别和他一般计较。
曹暾也瞥了一眼范育。不愧是朔党骨干，现在就要招惹洛党领袖了吗？
范仲淹摸了摸曹暾的头，对众人道：“郎君年幼，坐不住，我可以抱着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