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进门后立即把外套脱下——屋里闷热，我就像进了温室。我在过道里的恒温器上将设置的温度下调了一些。凯西喜欢热一点，我则喜欢凉一点——所以在温度问题上，我们经常各不相让。我在过道上就听见了电视的声音。近来凯西似乎看了不少电视。电视机这个无休止的噪音垃圾箱成了这幢房子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发现她蜷缩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大腿上放着一大袋虾仁鸡尾酒薯片，正用染着红指甲的手指头把它掏出来，往自己的嘴里扔。她一直这样吃垃圾食品，所以近期发胖也就不足为奇了。过去一两年，她没怎么去工作——她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有点精神压抑。她的医生想让她服用抗抑郁药，但是我让她不要用。我主张找个心理治疗师，用交谈的方式进行疏导，我甚至主动提出帮她找个心理治疗师。但她似乎不想跟人交谈。
有时候，我发现她会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不知她心里在想什么。她是不是想鼓起勇气把与加布里耶尔的风流韵事告诉我？可是她只字未提。她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就像艾丽西亚以前那样。我希望能帮助她——但是我好像无法接触到她的内心世界。真是可怕的讽刺：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留住她——但无论我怎么做，最后都失去了她。
我坐在扶手椅上看着她。“我的一个病人服药过量，”我过了一会儿说，“她现在处于昏迷状态。”没有反应。“好像是一个工作人员故意给她加量的。一个同事。”依然没有反应。“你在听我说吗？”
凯西耸耸肩：“我不知道说什么。”
“说两句同情的话也好嘛。”
“同情谁呀？同情你吗？”
“她呀。我给她治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单独治疗。她叫艾丽西亚·贝伦森。”
我说这句话时，有意识地看了凯西一眼。她没有反应，脸上没有丝毫表情。我继续说：“她很有名气，或者说恶名远扬。几年前，她简直家喻户晓。她杀了自己的丈夫……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她耸了耸肩，接着换了个电视频道。
于是我们继续玩“佯装不知”的游戏。
这些天，我对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上演那一出“佯装不知”的戏。我想这也是我要把这些写下来的原因。我试图绕开可怕的自我，触及真实的我——如果有这种可能性的话。
我想喝点酒，于是走进厨房，倒了一杯从冰箱里取出的伏特加。我把它一口喝了下去，感到嗓子热乎乎的。接着我又倒了一杯。
我在想，如果我再去找鲁思，像六年前一样，把这些情况再跟她说一遍，不知她会怎么说？当然我知道我是不可能再去找她了。我知道自己已经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负罪的人，一个不可能再说实话的人。我怎么能再坐在那个脆弱的老太太面前，看着她那双水汪汪的蓝眼睛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双眼睛曾让我有安全感，教会我做人要正直，要善良，要真诚。我若去了，只会暴露我的肮脏、残酷、报复心理、堕落，说明我多么对不起她以及她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怎么跟她说？我毁了三个人；我没有道德底线；我居然做出了令人不齿的事情，而且还不知悔恨；我所关心的只是保住我自己？
如果我告诉鲁思，她的眼睛里表现出来的就不只是震惊、厌恶甚至恐惧，更会有悲痛、失望甚至自责。因为我知道我不仅会使她感到失望，而且她还会认为是她让我失望了——不单对我失望，还有对谈话疗法本身的失望。从来没有哪个心理治疗师做得比鲁思更好。她曾经为一个受到严重伤害的病人进行了多年的治疗。病人很年轻，还是个孩子，他也非常希望改变自己，变得好一点，甚至完全康复。但是，尽管她为他进行了数百小时的心理治疗，包括对话、聆听和分析，也没能拯救这个孩子的灵魂。也许我本身就是个错误。也许我们有些人性本恶，不管我们尽了多大的努力，我们还是依然故我。
门铃响起，打断了我的沉思。搬到萨里之后，难得有人晚上来造访。上次有谁来过我都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