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钦佩。”
“其实也没什么。英语比较容易，拉脱维亚语就难得多了。”
他哈哈一笑，从腰间的皮带上取下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从中取出一套递给我。
“这是单人病房的钥匙，你会用得着的。你还得知道每间病房的密码。”
“还不少呢。我在布罗德穆尔的时候只有几把。”
“是啊，不过我们最近提高了安全级别——自从斯特芬尼走马上任之后。”
“斯特芬尼是谁？”
尤里没有回答。这时候从接待室后面的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女人。尤里冲她点了点头。她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年纪是四十五六岁，留着两边修成锐角的波波头。“我叫斯特芬尼·克拉克，”她说，“格罗夫诊疗所的主管。”
斯特芬尼对我敷衍地笑笑。她与我握手时，我留意到她的握手比尤里有力度，握得比较紧，却少了几分热情。
“作为主管，”她说，“我优先考虑的是安全问题。不仅是病人的安全，还有每个工作人员的安全。如果你都不安全，那你的病人也不会安全。”接着她递给我一个小东西——便携式警报器。“这个东西你要随身携带。不要把它供奉在办公室里。”
我尽管不想要，还是连忙说：“好的，主管。”如果不想给自己找麻烦，最好还是别去惹她。我对以前的几个比较专横的病房主任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避免冲突，服从管理。
“很高兴见到你，斯特芬尼。”我微笑着说。
她点点头，脸上没带任何笑容。“尤里会领你去你办公室。”说完她就扬长而去，没再看我一眼。
“跟我来吧。”尤里说。
我跟着他来到病房入口处——那是一扇强化的钢门。大门旁边有个由保安操纵的金属探测器。
“你肯定知道这规矩，”尤里说，“任何利器——任何可以用作武器的东西，都不准带进去。”
“打火机也不行。”保安在检查的时候从我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用指责的目光看着我补充了一句。
“对不起，”我说，“我忘了还有打火机。”
尤里示意让我跟着他走。“我带你去你的办公室，”他说，“这时候大家都在参加社群集会，所以这里很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