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想抛下一切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啊。
但他很快回过神来，想到这里其实已经是很接近“没有人的地方”了，克罗斯是从来不会对他展现出某种评价或判断或焦虑的，现在又远在马德里，好不容易来和他见一次，所以和他说也没什么关系。加迪尔试着组织一下语言描述自己的情况：
“也没有什么啊。你看到了，我吃饭挺好的，睡觉也挺好的，踢球没问题，身体很健康，心情也不错——”
“但你看起来像是累坏了。”
加迪尔趴在他胸口看着他，有点苦恼地说：“我确实有时会感觉累，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吧？要做很多很多事情，所以累也是正常的啊。”
“不是有时候——是大部分时候。”克罗斯强调：“你连换个鞋拿个水果都叹气。”
“我哪有叹气！”加迪尔睁大眼睛。
“心里叹气了，被我听到了。”克罗斯严肃道。
加迪尔一下子笑了，指尖搭在他的脸上：“我们toni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呀。”
“你也要依赖我一点哪。”克罗斯抱住他，闷闷道：“最起码告诉我你是哪里不开心了。”
“好吧。其实我踢球不开心，吃饭不开心，喝水不开心，睡觉不开心，干什么都不开心，只有和你在一起才开心。这样好不好？”
“不好。”克罗斯低声说：“换一下吧，我宁愿你不喜欢我、和我在一起不开心，也想要你吃饭能开心、喝水能开心、睡觉都开心，干什么都开心。”
“像是在说绕口令一样。”加迪尔打了个哈欠。
克罗斯问他：“你要不要去看心理医生？他们比较会哄人的，很专业。”
“……我不敢。”加迪尔其实是不想，但“不想”在嘴唇边绕了一个圈，还是换成了“不敢”。毕竟连心理医生都不想看，很可能会被当成那种病入膏肓放弃自救的病人吧？换成不敢的话，就显得他没那么严重，还在很理性地思考似的：“有太多事情不能说了，万一被医生泄露出去就完蛋啦。我自己还是小事，和别人的是绝对不能……”
他们这些关系随便说一个出去都是惊天动地x丑闻，怎么也不能告诉别人的。
因为确实有过这样的案例，主要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碰到一个就完蛋了。也许业内一万个医生里九千九百九十九个都是很有道德的，可万一碰到一个不守规矩的就糟了。他们有的是泄密手段，甚至个人都不必卷入其中，简单点的，直接模糊细节、匿名售卖，球员下个星期还傻乎乎来做咨询说“不知道谁向媒体出卖了我的隐私，我好痛苦，我怀疑是我以前玩的那哥们”；复杂点能卖高价格的，伪装成“文件失窃”这类事情来点石锤，买个人专业顶包，干一票大的就洗手养老了。克罗斯烦躁起来，但还是觉得加迪尔不能被吓倒，应该看医生：
“我让我经纪人找，你要实在不放心我们可以再签保密合同。现在这样的事已经很少了，总是要看医生的。”
总是要看医生的吗？加迪尔这一瞬间思考的却是很抽象的东西，他在想，如果感到痛苦麻木不是一种病，如果和很多人做情人不是会被社会审判的罪孽就好了。他不是觉得这些条条框框是错的，因为痛苦是病人才会治才不会死，种群才会继续繁衍，不然不是很容易就灭绝了；因为爱有占有欲所以大家要保持专一的关系，不然大部分人是受害者。这些都是很合理的，可光是想想，他就又开始疲倦了。人类社会的大部分规则都是很合理的，良性运转的，所以不能走入这种运转，错的是他不是吗？可改正如此辛苦，又为什么非要辛苦呢？加迪尔宁愿忍受这种可能算是痛苦的麻木，也不想辛苦去改变，因为他已经很累了，他没力气。
“如果我能变成你的树就好了，那样就没有这些麻烦事啦。”他贴着克罗斯的胸口，听他强劲到像是有头小牛犊在踏地板的心跳：“你最多会在秋天发愁我怎么掉了太多叶子，担心我变成丑丑的秃头树。”